第80章 未来（第2 / 3页）

而在国教确立的同时，在全国大修孔庙，尤其是回教地区，回教地区的孔庙更是修建于回寺的原址上，这直接引发了长达四年的叛乱，最终叛乱在近卫军强力镇压下被平息，而相应的在那个过程中“国教”在“异端”冲击下得到了民众的普通承认，甚至就在华元货币的背面都书写着“我们信仰会儒教”。

在外人的眼中，无论是尊儒敬孔亦或是确立国教，都是出于维持民族传统、恢复民族素质为出发点，可是在廖仲恺和共和派的眼中，尊儒敬孔、确立国教，却是为了他的一已私利——为了维持其统治，毕竟千百年来维护中国皇权的，正是儒家精神。

儒教信奉的最高神，是天。“天者，理也；神者，妙万物而为言者也；帝者，以主宰事而名。”

儒者们认为，上帝给人类指派了君和师，让他们来教化、治理上帝的子民。“天降下民，作之君，作之师，惟曰其助上帝，宠之四方。”

或许在某种程度上，陈默然更推崇西方的科学，但因为其皇帝的身份，其却对儒家的治国之道非常推崇，因为这对他自己的统治有利。不过作为儒家政治传承的一大载体，科举制却是在其不开“恩科”的前提下，不废而废除的，但他的统治需要儒家的支持，而儒家若要继续作统治术，离不开科举制。可在另一方面，他却通过“转学为教”的方式改变传统儒家，通过授于杰出人士为“儒士”的方式维系传统儒教与社会的衔结。

“……每晨五点钟，天明炮一声，全城市的人民皆起，学校教员、学生以及公务员，商人、工人无不起床，五点半上艹场，分授军事训练，人民精神之振作真不可及也。

如今值此战时，推广这等军事化国民教育，无疑是最符合实际之选择，且军事化国民教育，不仅可强民强种，更可规范国民道德，提升国民精神，提高国民素质……”

在看到报纸上对国民军事化的鼓吹文章时，廖仲恺的脑海中浮现出十年前，他在培同孙逸仙等人同陈默然见面之后，有人对他的评价，“陈氏固然生于海外，然其遗传意识是孔子的，是儒家正统派的，无论他的外在多么西化，但他的灵魂始终是孔教的”

在那个相信“唯信仰可以移山也”的皇帝眼中，相比于欧美国家，中国是一个宗教资源严重缺失的国度，千百年以来，传统的伦理道德和儒家文化一直是维系社会运行的有效工具。但在两百六十年的异族奴役之中，传统文化虽看似保存，但事实上民族精神却被扫荡殆尽。

“欲拯救吾国之文化，振奋国民之思想，必先从恢复传统开始。”

尽管不否认“儒士”对于中国传统的维护，使得中国在这场千年未有的剧变中，得以保全社会传统，但是在廖仲恺看来，他这么做的根本目的却是维持他的统治，而此时看着这个“国民军事化”的推行，廖仲恺的心中却涌起一阵忧意。

“国民军事化，军人进入村、乡、县、市各级议会、机构，军人进入学校，军训不合格者不予毕业……”

回忆着那一条条与“国民军事化”有关的条款，廖仲恺的心中不禁满是忧郁之意，在中国，最坚定的保皇派，不是所谓的保皇党，也不是所需要儒教会，而是军队！一直以来，皇家都将军队视为“殷股”，而军队从未让皇帝失望过，正像皇帝从不让他的士兵失望一样，皇帝对于军队的偏爱、信任。

在皇家对军人的推崇下，以及在“军人光复民族”的宣传下，军队的地位从未向现在这么高，在军人享有社会尊崇的同时，他们对于皇家的忠诚也与曰剧增着，这一切使得那支军队从来都没能变成“国家军”，直到现在没有任何人可以改变“皇家军”的本质。

尤其是那些士兵，每年都有大量的农村子弟为了免税田以及退役后的再教育加入军队，地位的改变使得他们即便是在退役之后，仍然对皇帝感恩戴德，在军人退役之后，他们往往会加入那些以效忠皇家为核心的协会，如果这样的一群人进入各级机构和自治会，那么皇帝的权威将在这个过程中得到空前加强，可以说，一直以来，中国所保持的中央威权下的地方自治将受到严重破坏，一但地方自治不复存在……在这一瞬间，廖仲恺的脑海中浮现出重现绝对威权下的中国，到那时，现在在地方自治下留出的缝隙，也将被彻底关闭。

早在十年前，其在同教育部官员商讨中国教育规划时，就曾如此说到，而在九年前，其登基之后，更是曾亲赴山东曲阜朝圣，他显然是希望能从儒家的思想中汲取强国的思想力量和道德支撑。

八年前，皇帝和内阁政斧联合颁布的《中华帝国教育宗旨及其实施方针》明确规定应将儒家倡导的“忠革仁爱信义和平”八德作为普通教育的主要培养目标。同时年教育部又明令各学校制造匾额，一律青底白字，上书“忠孝仁爱信义和平”八字，悬挂于礼堂或公共场所，使师生对此训民要则“怵目警心，时刻勿忘”。

而在随后的八年间，陈默然更是不遗余力地四处宣讲所谓的“民族美德”和“儒家哲学”，从“格致诚正修齐治平”到“智仁勇”，从“礼义廉耻”到“忠孝仁爱信义和平”，几乎涵概了儒家思想的全部内容。

六年前，因疆省缠回拒绝禁止儿童读经，从而引发叛乱，在签署推平回教寺院的命令之后，陈默然更是在对帝国中央政治学校学生所作的演说《人格与民族》中，即已提出除了“亲爱精诚”四字以外，尚要加上“礼义廉耻”方能“挽救堕落的民德和人心”、“改造民族的素质”、“确定我们民族的根本”。他又发表《复兴民族之根本要务-教养卫之要义》，说明“礼义廉耻”的重要，谓唯有教育和“礼义廉耻”才是复兴的唯一工具，他又从古人所谓“礼义廉耻，国之四维；四维不张，国乃灭亡”引申出“四维既张，国乃复兴”的结论。

随后，其再次前往山东曲阜朝圣，并在朝圣期间，称山东曲阜为“中国的耶路撒冷”，同时宣布“从即曰起，将儒教确立为中华帝国国教！”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