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八十章 外劳办（第2 / 3页）

地方政策上也不是不能给出合情合理合法的条陈，比如地方州县，可以用“征发民夫”的名义，让本地“民夫”运输粮食去武汉。

至于“民夫”运输粮食去了武汉，归期如何……不作太多要求。

政策非常灵活，基本可以轻松绕过人口自由流动被严格控制的国朝政策。当然也没有人敢挑战基本国策，比如四大流放地，那是万万不能碰的。

“打工者甚多，但也不是消化不了。今年尤其是土木行，用人极多，其中半数打工者，都会去‘湖南’。徐湖南督建路桥数量之巨，堪比长城，只是条件更加艰苦一些，但徐湖南工钱是不拖欠的，工地上被征发的民夫，工期一到，都会选择留下，毕竟接着干就是拿钱。”

“这打工者，可有衙门管理？”

原本商人并没有意愿去襄樊等“穷乡僻壤”宣传，但为了招工，又或者给官府留下好印象，往往会有商家前往“下县”兴办学校，然后定向招工。

往往入学成员的家庭，都会胆子更大一些，也是这些年在各地抛荒的主力。

但总体来说，并没有形成打工潮，直到武汉贞观二十四年开始，人口再度爆发，各行业规模再度膨胀。

利润刺激着工商界不得不发生转变，倒逼周边地区农业活动剧烈缩水。

原本就存在着非常隐蔽的“工农业剪刀差”，在此时，就是非常凶悍地区断绝地方小农、中小地主的社会生态。

“多个衙署联合，只是也没谁能够拿捏章程，往往都是地方县令一把抓。实在是万一出现‘民变’，就是大事。这几月各地不良人都在加班，基本没有休假之人。”

各地地主并非没有选择反抗，诸如抱团、闹事之类，但武汉官方没有出面，就有各种商人集团勾结地方官僚，官方出命令，商人出钱出任，组成“民团”，直接镇压这些闹事反抗的地方中小地主。

至于大地主？他们中绝大多数巴不得中小地主和农户都去死，而少数的一部分，是精英中的精英，其家族收益，早就从土地产出为主，转型为家族土地为根基，保留其产出存在即可。

通过各种势力的结合，十几年的酝酿，终于产生了“打工潮”。

老张不能说“打工潮”中的这些人是赤贫无产者，他们毕竟还是属于小有产者的，但这种小有产，和无产也就是隔了一层纸，一捅就破，抗风险的能力几乎为零。

在唐朝各地针对人口流动还十分严苛的时候，环绕武汉地区，或者说扬子江流域，却大多出现了“睁一只眼闭一只眼”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