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四十一章 奔头（第2 / 3页）

自来行商是讲“信义”二字的，但显然“不义”的要更多一些，而武汉官府，承担的就是“仲裁者”角色。依靠权力，碾压“不义”，说到底，维持“信义”的成本太高，还是暴力机关用暴力手段镇压“不义”更加轻松，也更加有威慑力。

于是不管心态上如何，服从武汉官府这一点共识，这就使得武汉想要“大兴土木”，随时就能够成批成批地拉出十几二十万劳力上工，甚至还能够十几万二十万一两个月就轮换一次。

这也是为什么同样富庶之地，天子脚下环京城就是个“无人区”“赤贫带”，但武汉地区相邻各州县，连蒲圻县都能沾光发达起来。需要动员大量人力修建的大工程，同样都是百几十万人口，洛**本没办法和武汉比。

动员能力不在一个层面，劳力素质不在一个层面，奖惩机制也不是一个层面……

武汉的市场经过“十年生聚”，消费能力比长安只强不弱，这不是什么吹牛逼，而是社会发展的自然规律，连数学工具都不需要，从实际的感受都能察觉到。

说到底，还是最基本的道理，一个土豪家财万贯，他也只穿一双鞋出门，一天也吃不了一头猪，和穷逼也就只有家当上的消费区别。

至少在这年头，土豪们的无脑消费、自我价值的高端消费，还是很险隘的，纵然有市场，也是“狼多肉少”的局面。

而武汉大部分常住人口都是工人、小市民，他们不消费是不行的。生老病死衣食住行，什么都要掏钱，而且是没有退路的。和苏杭的市民阶层不同，武汉的大部分市民阶层，甚至连乡野“老宅”都不存在。

和苏杭土豪们一旦遭遇天灾人祸，就收拾细软全家老小往乡下跑不同，不拘汉阳、江夏，都只能干瞪眼。

郊区的每一寸地，哪有小户染指的资格。

由此不难看出，整个武汉，每天的硬性消费，是如此的庞大，大户纵然再怎么不欢喜武汉官府的吆五喝六挑三拣四，看在开元通宝的份上，也只能捏着鼻子认账。

张德带着一干官僚要修路，缺人手缺劳力了，也就是白纸黑字往各大工坊通知一下。不是商量也不存在讨价还价，不服从就关门。

而且即便是行政命令形式的“地方大政”，事先论证，也是有大商户参与的。道理讲开，未来有什么好处，收益是多少，合作的话会有什么政策倾向，都是能拿出来公示拿出来说的。

武汉除了市场之外，“相对公平”也是对商人极为有吸引力的一点优势。